东南亚地区(SEA)人口超过6亿,名义GDP已超过2.70万亿美元,67正在迅速成为亚洲主要的经济力量和全球增长推动力。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到2030年,东南亚将成为仅次于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四大市场,这得益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作为国际投资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稳步增长。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国别数据,流入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1990年至2017年的变化情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有所增加,预计还将持续增长。尽管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增速放缓,但对东南亚11国的投资有所扩大,投资额为141亿美元,同比增长37%,占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9%,占中国对亚洲对外直接投资的12.8%。68截至2017年底,中国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89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亚洲的7.8%和全球的4.9%。
2024年1-2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6%(以美元计为46.7亿美元,同比下降3.5%),占同期总额的22.2%,较上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东南亚国家营商环境
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的差异(东南亚共有十种国家语言以及大量的当地语言和方言),每个东南亚国家的商业环境特点都十分鲜明。基于营商环境指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接受调查的190个国家中排名较高,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则排在中间或较低位置,但实际上有些排名较低的国家在特定指标中表现可能较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有显著改善。新加坡政府正在寻求私人机构投资者对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继续依赖公共支出。马来西亚出现了一些投资风险,包括货币对美元的贬值以及高层腐败丑闻,推迟了重大投资项目的实施。根据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指数报告》的持续跟踪,泰国通过一系列投资促进国内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成为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由于电力短缺和缺乏化石燃料,泰国政府希望开发替代能源。
印度尼西亚希望通过改善道路和港口等交通设施以及发电和电信设施,吸引更多投资,同时基础设施本身的巨大投资缺口也为外资进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中国对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的投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越南的基础设施水平低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道路、机场、电力供应和固定通信领域。近年来,越南政府开始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约占GDP的5.7%,这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是最高的。说明了东南亚各国在人口、经济规模、金融部门发展和债务指标方面的巨大差距。就经济规模而言,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文莱的95倍,但文莱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尼西亚的6.42倍。
在产业方面,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主要经济体对消费品、零售和服务业的影响较大,而经济欠发达的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则重点关注农业和制造业。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近年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政府债务水平。与此同时,该区域一些国家通货膨胀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没有明显改善,部分原因是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国际资本流入,这个问题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比较严重。
东南亚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法律和政治环境更加稳定,通过遵守国内法和国际投资协定改善了法律环境,加强了产权保护,但仍然面临一些政策障碍和法律挑战。在此背景下,贷方需要确保在现任领导层之外为其融资赢得广泛的支持,否则会对已签订的协议带来不确定性。例如,马来西亚新政府要求修改由其前任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承担了过重的债务。再比如,就昆明至新加坡铁路的老挝部分,该项目的估计建设成本占老挝国民生产总值的近40%。投资额巨大的项目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获得广泛政治和民意的支持非常重要。据世界银行报告,完成东南亚国家所有进口程序大约需要18天,而G7国家不到10天。法律方面,在11个东南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有两个基于普通法,六个基于民法,其余三个是混合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的变化可能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通性构成挑战,特别是当一个项目需要跨越司法管辖区时。世界银行治理指标,涉及腐败、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法治、控制和监管质量等四个要素,为评估特定国家和地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实用方法。显示了该地区的东南亚11个国家的治理指标排名。
东南亚投融资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协调、金融市场发展、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立法和执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多样性可能会给投资和融资活动带来风险与挑战,特别是相互关联的项目。以东南亚国内立法和法规为例,本节回顾了四个法律领域的挑战和风险,即银行业开放、担保体系、争议解决和仲裁以及外汇管制。该分析强调了在进行充分和切实可行的协调和磋商之前,应考虑国家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税收、外汇等相关的多维风险对“一带一路”投融资活动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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