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税收竟争的产生

(一)各国所得税制度的普遍建立是国际税收竞争产生的前提条件国际税收竞争是世界各国为争夺各种国际流动资本、流动贸易等流动性生产要素，从而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目的的必然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已显得不适应了，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征了近代直接税——所得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制的变革，逐渐加大所得税征收的比重，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基本上都开征所得税和其他收益税，且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所得税已取代间接税而上升为主要税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在内容、范围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生产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和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而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各国的垄断组织和企业为了绕过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以占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组织了许多跨国公司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营。反过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也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使得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和卷人国际经济活动之中。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必然带来企业和个人所得的国际化，而所得的国际化又为税收活动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可能。各个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税收权益的目的，都要对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征税。因此说，在国际经济活动日益普遍、扩大的情况下，各国对跨国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取得的所得征税，最终导致和促成了税收活动国际化的实现。

所以，在近代直接税阶段，由于所得税制度的逐步确立以及对纳税人跨国所得的征税问题而引起的国家之间的税收活动开始出现，从而导致了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全面产生。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引进生产技术，争夺国际资本和市场，开始竟相推出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并且花样不断翻新，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各国普遍建立的所得税制度和纳税人所得的国际化是国际税收竞争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税收竞争的产生成为可能

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发展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国际经济联系日益扩大和深化，达到融为一体的过程。它实质上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体表现为商品和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规模日益庞大，覆盖面逐渐广泛，包括商品贸易、非商品贸易、资本往来、劳动力流动和技术转移等。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进程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经济障碍，也会对公共财政的结构，包括公共支出与收入两个方面产生显著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商品、要素和消费者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会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其中税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最为严重。当国际间贸易受到较大限制，几乎还不存在大量资本流动时，高额关税和商品流动面临的障碍，资本劳动也会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投资活动一般都被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因而各国税务当局拥有绝对的税收管辖权，可以自主地对企业利润、个人所得、贸易投资及消费行为进行征税，基本上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税务方面的冲突，也谈不上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企业与个人的活动可以冲破国界的限制。例如，进出口公司或许可能会因为不愿承受加重的公司税负担而缩小其经营规模；金融资本以及长期收益较高的资本可以采取流向国外的方式来逃避重税；消费者可以跨国界购物，以减轻必须负担的货物税和增值税；国内居民同样也可以在国外工作以享受较低的所得税或更好的社会保障条件。所以，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失去了其解决国内有关税收纠纷的垄断权，政府的行为极大地受到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并且不得不与国外同仁进行战略合作。正如企业或公司的市场运作一样，各国政府之间也要为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而展开竞争，并且制定各种政策帮助国内企业提高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由此可见，由税收产生的跨国外部效应以及国际间税收竞争已变得十分明显。

二、国际税收竟争的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税制改革标志着税收竞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不久，为跳出“滞胀”,英、美等国相继采用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调节理论，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而旨在放松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税制改革，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举措。特别是美国的税制改革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并迅速波及到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为避免国际间税收竞争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也都迅速作出了反映，相继进行了税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也是这次税制改革的继续。这次在世界范围内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以税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调整，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税收竞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次税制改革，各国普遍大幅度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并减少了一些对经济产生扭曲的不必要的优惠，同时增加了某些税前扣除和减免。但最有力度的措施是降低税率。“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是各国在这次税制改革中的共同特征。在这次税制改革中，美国公司所得税由15%～46.5%的五级累进税率，降低为15%、25%和34%的三级累进税率。美国公司所得税34%的最高边际税率低于当时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这显然对美国吸引跨国流动资本有利，从而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迫使其他国家也进行相应的税制改革。

这次税制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各国政府在国内采取的改革措施，但就其背景以及对其他国家的相互影响而言，可以看作是各国间通过税收对跨国经济利益的竞争。这种竟争既是摆脱当时各国国内“滞胀”的途径，也是获取跨国经济利益的途径。竞争的结果是各国税制对经济全球化的适应和与它国税制的融合，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税制调整是80年代中后期税收竟争的继续，是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复归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税制调整基本上是在“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基本框架中进行的，其政策基调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但更多地还是建立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之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通过减税以刺激投资从而增加供给一直是税收竞争的主旋律，亦是税收竞争的实质所在。例如，1999年下半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总额达7900亿美元的减税议案(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東后才获议会正式批准),其庞大详细的减税计划反映了美国税收政策主流。受其影响，加拿大商会亦提出了一项减税计划，计划在两年内实现减税90亿加元。日本政府为摆脱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增长缓慢的困境，继1997、1998年推出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重建”计划之后，又推出1999年度税收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减税9.3兆日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2.3兆日元的公司所得税减税和3兆日元的其他特定税收鼓励。法国计划从2000年起有选择地降低新型增值税的较高的税率水平，以及降低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的高税负，并尽快为中产阶级减税。澳大利亚计划将目前个人所得税47%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36%,同时，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从5.4万澳元增加到6万澳元。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弗的减税思想被广泛采纳以来，减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府行为，亦成为调整经济周期的一项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减税的核心思想或目的是通过减税来扩大税基，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给减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扩大税基的物质基础。围绕着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供给、扩大税基这个主旋律，各国开始注重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税收竞争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竞争的最显著特征。

从理论方面看，1998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一篇题为《干预经济学》的文章，公开支持重新启用干预经济理论。1999年7月英国《卫报》刊登了署名奥特·夏特勒的一篇题为《从亚洲危机中获得的经验是重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文章，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肯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

从税收实践方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复强调的“税收中性”原则，而用广义的“税收效率”取而代之。在国家干预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行减税政策，如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提高个人免征项目的金额，对中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减税；恢复投资抵免优惠；通过《R&D减免修正案》(R&D为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等。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度增税，如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税率微调，对富有阶层增税；通过增加联邦消费税中的汽油税等措施，增加消费税收入。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减税和增税的税收政策，以及赤字财政政策、促进高科技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企业组织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使美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保持着强劲的走势，并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以至于人们把这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新自由主义基调范围内正确发挥政府干预经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特征，称为“新经济”。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地区)果断地采用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减税为基调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是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例如在泰国1998年经济改革计划中，一方面为刺激海外贸易市场投资，向海外市场上市公司征收15%的资本利得税；另一方面，增加了汽油及一些奢侈品的税收。中国香港政府于1998年2月18日公布了首份财政预算案，一方面通过提高薪俸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免征额，降低利得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以及对企业购置与制造业有关的机械设备在税收上给予100%摊销等措施实施减税；另一方面，对燃油、烟草和甲醇制品等通过调高税率增税。韩国为鼓励投资，对拥有该科技的外国投资企业给予7年免税、5年减半征税的优惠。新加坡为鼓励投资，于1998年底推出放宽投资奖励计划，分别给予新增设备和增值投资30%、50%的免税优惠，给予金融债券利息减税和免税优惠，并实施2.75亿新元的个人所得税减税计划；与此同时，由减税引起的税收收入下降，则通过包括减少公务员15%的工资在内的削减政府开支计划来弥补。

由于东南亚各国政策措施得力(有的国家还顶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东南亚不适宜的紧缩性经济计划的压力),东南亚经济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后迅速好转，而并不像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组织先前所预料的那样糟，以至于IMF不得不重新对东南亚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税收竞争仍然具有减税、刺激供给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特征，但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税收竞争有很大的不同，其显著特点就是凯恩斯主义重新复归。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相结合，给当代国际税收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是各国政府对投资、外贸、金融等利于国家自由化的行为，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各国政府为弥补市场的缺陷，不得不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